树英成长2018 | 我的申请季，从一个失败的赌局（Gambler’s Ruin）开始
我的申请季，从一个失败的赌局(Gambler’s Ruin)开始
- 我汪钱畅，树英2018党一枚，英文名 Dennis，美高党
申请季20个学校，6个Early Action，0个Early Decision，14所Regular 轮申请
60+大小文书，平均6-7稿，10所大U和文理学院面试
最终结果：EA 轮5个defer， RD轮8个offer，5个waitlist，7个Reject
惨败的赌局
所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就从这一个Gambler’s Ruin讲起吧…
2017年12月15号凌晨，刚回国两天的我早早就醒了，因为在Tau Time (6:28 EST, 北京时间上午7:28) 我的梦校MIT将会发布早申请的录取结果。那个时候的我还是信心满满的，自以为作为MIT iGEM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队的队员算得上是申请生物工程这个pool当中的佼佼者了，加之MIT iGEM队伍之前的几个高中生全部进入了MIT和Harvard而我相对他们为队伍做了更多的贡献。正因如此，几天前被Caltech defer时，内心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动。可惜，作为一个申请工程的亚裔男生，我的想法和自信还是太天真了。当我打开网页，看到“We have chosen to defer…”时，我搓了搓额头，然后默默读完了整封信。然后我站起身，努力保持平稳语气的告诉就在一旁的老妈：“妈，我被MIT defer了。” 我一个人默默的走到阳台上，脑中各种画面闪过。在MIT时和MIT在读的队友们一起努力的时光，拿到MIT ID Card时候内心的激动，第一次发出mit.edu邮件时的兴奋，以及穿着MIT Jersey在台上展示project的那短短20分钟。在那一刻，我知道，MIT可能真的要错过了，无论我曾经离它有多近。我也同时意识到，为了MIT放弃ED/REA（Early Decision/Restrictive Early Action）的这一场豪赌，我已经输了。MIT和Caltech的Early Action录取率相比常规录取毫无优势, 而申请IVY和前十的学校，ED/REA相比常规阶段录取率有很大提升。那一天，我有一种被世界抛弃的错觉。然而，最坏的日子还没有出现…
12月16日，我“自以为”我申请季的保底校UIUC（伊利诺伊香槟分校）也给我送上了一份defer大礼。同一天，我的室友ED录取了Johns Hopkins学习国际关系学。为他高兴的同时也更多了一份失落，心理也更加有了一点不平衡，因为我的室友早申请之后一篇RD的文章都没有写，而我MIT和Caltech两个学校的文书数量就超过了他整个申请季的文书总量。那一天，我又多了一个错觉 – “努力和回报真的是成正比的吗？” 一周后，密西根Michigan Engineering也送上了第四份defer大礼，然后我却没有时间质疑自己，每一天都用在了改常规申请的学校上。每一个学校都是基本提前一天才提交的，让我这个不习惯拖延的人很不适应。1月3号，提交完最后一个学校（Harvey Mudd College）的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轻松，我知道还有多少面试等着我。1月中，我心想Georgia Tech（佐治亚理工）总会给我offer了吧。我早早的在12点之前做好了准备，希望能拿到第一个offer让我安安心。意料之外的是，Georgia Tech也给我发了一张好人卡 – “Deferring your application to…” 在那一段时间中，我的这5个defer让申请季的自信和心态落到了谷底。
那一段时间，我的状态就是不断否定和质疑自己。“这些付出的努力值得吗？”“我的水平和能力难道连一个前50的学校都上不了吗？”“为了自己感兴趣的工科，真的值得吗？”“连保底的学校都不要我，常规申请不会要全拒了吧？”
当然，想的更多的，是这高中四年这些经历。我是谁。我为了什么努力。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现在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为什么失败了。高中四年我得到和失去了什么。
美高 – 我找到激情的故事
而我美高四年的故事，从上海中学的教导处开始。2014年8月22日，我和同届的上中学子们进入美丽的上中校园。不同的是，他们在校园内的军训中挥洒汗水，而我，踏入了安静的教导处。教导处里，只有一位老师而已。因为早前就有电话联系，退学申请书已经打印完毕放在了书桌上。我快速的读了一遍之后提起了笔。一旁的老爸终于开口了：“你想好了吗？” 我放下笔，又提了起来，尔后果断的写上了我的名字。整个过程，仅仅5分钟而已。从小到大，我就没有上过几个课后班，而之前华育学生大量的课后补习让我的学习热情大受打击。幸运的是，我开明的父母从来不鼓励我参加这些“炒冷饭”的学习方式，认为这种方式极大打击了独立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他们也支持我的决定。尤其是我的父亲，原本希望我从华育上中再到清北交复走国内的体制，最终依旧选择了支持我去美高读书。
而美高的路，一样崎岖。因为同时准备出国和中考，我申请的四个美高只给了我waitlist，没有一个录取我。最后是在中考前的一周，我收到了之前面试过的一个招生官（那一年，我并没有申请这个学校）的回信，愿意收我去读九年级。仔细衡量许久之后，还是决定去了这个学校读书。幸运的是，在这个学术远低于我预期的学校，我还是找到了我的兴趣和努力的方向。
9年级结束后的暑假，我去云南文山参加了微笑行动。微笑行动是一个帮助偏远地区唇腭裂患者的志愿者活动。在微笑行动中，作为一名学生志愿者，我看到了医疗设施和技术的不完善，以及医疗人员的匮乏。而大部分患者又是只有一两岁的婴儿，这样的志愿者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思考除了手术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唇腭裂，或者说预防唇腭裂。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医疗行业有了萌芽般的兴趣。
10年级，我所在的美高第一次开办了intersession课程（类似国内“课外拓展”）。出于长此以来对于基因的兴趣，以及我一直以来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潜在解决唇腭裂的学科，我选择了Genomics（基因组学）这门课。在这门课当中，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最最基本的Gel Electrophoresis, 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这些实验手段。更为重要的是，我跟随这个不到5人的小组参观了波士顿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在参观过程中我见识到了最前沿的基因测序技术，以及相对应的个人化精准基因疗法。最让我震惊的是，这个公司通过测序使用大麻酮（即为我们归类为毒品的大麻中的一种化学成分）极大改善了一名Hunting Disease患者的症状，让她本来瘫痪的身体可以缓慢行走同时慢慢读出一些简单的单词。那一天的参观，对我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从那天开始就很坚定的认为，基因测序所匹配的私人化基因疗法是下一代医疗技术的发展方向。要成为这个科技革命潮头的弄潮儿，我总结了几个必要因素。首先最为重要的，就是具备非常顶尖的计算机和数据分析技术，来完成对于每个个体30亿碱基对和大量节点的分析。其实就是对于生物体，尤其是人体，非常透彻的认识，这样才可以把数字化的信息翻译成实际有价值的预测结果或是分析结果。这两大主要技能，是我认为成为Genetic Coder的必要能力。这样的认识，对我美高接下去的research经历，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封来自RSI （Research Science Institute）的拒信。于是10年级到11年级的暑假，我来到了UC Berkeley，这所老牌的工科名校。虽然之前在国内有过科研经历，来到这样世界顶尖的学府和研究生们一起学习，还是让我有了不小的紧张情绪。在去Berkeley之前，我做过短时间的化学工程方面的小科研，分析雾化碱溶液对于不同离子的分离/吸收效率。在Berkeley，我做的内容有些相似。同样是分析分离效率，是通过程序建模，调整参数来模拟实验结果。没错，我在Berkeley土木工程学院学习分子动力学模拟（Simulation of Molecular Dynamics）。因为是在华人教授的组里，我和指导我的华人博士后和研究生交流非常便捷。这个project需要大量的编程技能，而我在高中前两年的Python和AP Computer Science（java）经历让我快速掌握了两门比较过时的语言 – Tcl和Fortran. 每一天，就像程序员一样，不停的修改代码建立“埃”级别（Angstrom, 即十分之一纳米）的模型。功夫不负有心人，初步模型在离开前的一周终于完成，通过Globus云节点开始模拟。虽然之后模型遇到了很多问题，毕竟科研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教授对于我的学习能力和完成度非常满意，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那一个暑假，我的代码建模，自主学习，寻找文献这些能力都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教授答应给我写的推荐信也让我成功向下一个平台迈进 – 我想接触更加贴近医疗和生物应用的科研机会。
几个月后，我和指导过我的树英2012届的在MIT就读本科现在在Yale读博的树英学长邢昊再次取得了联系。这里要特别感谢邢昊学长在我高中，尤其是后两年的指导和鼓励。我请教了他关于暑期科研的机会，以及我对于基因和生物工程的兴趣。那一天，他推荐了我申请加入MIT的iGEM（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队伍。仔细了解了之后，我发现这个比赛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解决生物问题的方式。这个比赛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合成生物竞赛之一，而合成生物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使用工程以及其他交叉学科的思路解决生物问题，它的革新性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举个例子，常规生物学更像是解剖的思路，把个体一直往细分一直到达分子层面。合成生物则是逆向思维，从分子开始，组成一个个的系统（最有名的当属十年前Stanford的Drew Endy教授提出的Standardized Parts的概念），然后以此为变量（非常工科的思维）来进行我们常说的控制变量实验。我的热情立刻驱使我以试一试的心态申请加入MIT的队伍。作为一个高中生申请加入大学况且还是MIT的队伍，对我来讲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往年MIT的队伍也接收过高中生。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第二天立刻给MIT iGEM的PI和supervisor发了一封邮件，介绍了自己的科研经历和对这个学科的热情和理解。 大概两周后，负责招募队员的postdoc（博士后）给已经以为希望渺茫的我回了邮件。邮件说对我的经历和材料大致满意，可以让我去进行面试。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正在上课。 我默默走出教室用力的挥了一下手臂，感觉在那一刻，MIT，这个童年的梦想，离我一下近了好多。几天后的面试，这位博士后问了我许多关于我在Berkeley的科研经历，尤其是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因为他的本科是计算机科学，用过同一个软件建模。之后也问了许多关于感兴趣的原因和相关的分子生物和遗传学知识等等。最后，他的一句“I will add you to the email list.” 让我几乎从座位上蹦了起来。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2017年1月11日。但是我并没有开心很久，因为我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仅仅两天后，整个队伍15个人就开了第一次远程会议。第一次会议，两个小时，短短自我介绍后立刻分组研究往年的project。这种层次的生物知识让我一下很难接受，整个过程也只是草草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月，每天都有两个小时的视频会议，一开始的15个人也慢慢变成了10个人。那第一个月，同时准备SAT和保持学校GPA，现在回头看去都不知道是怎样熬过来的。可能就是一口不服输的气吧，别人quit我偏要坚持下去。 之后两个月，每个队员都准备一个proposed topic然后在10分钟内present给全队。两轮投票之后，我们最终选择了最有挑战也是最有前景的选择性剪切（Alternative Splicing）。很快，final期过去后来到了暑假。我负责一个人建立数学模型预测gRNA的效率，同时也偶尔兼职帮wetlab做做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PCR, transformation, cytometry各种。在这期间，很多的挫折和困难就不一一赘述了。最为有趣的几个小插曲是：到MIT出名的生物信息学教授Chris Burge的实验室和博士生以及博后们讨论方案和模型；到Harvard生物教授Alex Schier的实验室讨论算法和计分的可行性；一天偶然下班出门和传奇人物George Church擦肩而过。在MIT的种种经历让我无比向往和这些最顶尖的科技人才一起学习，无数书上的人名可能就在隔壁。即使最后并不能如愿本科就去MIT就读，我认识了和见到了一些可能是最优秀的人才，看清了一些自身和金字塔顶的差距，也算是能激励自己朝顶峰迈进了（虽然我还是觉得自己蛮懒的…就要多多鞭策自己…）iGEM一直到11月中的比赛才是正式结束。不过自从暑假之后，我对于计算模型的optimization就基本趋于never了，重心转向写文书。最后模型部分的得分，各大部分的均分都在4/6到5/6中，不是最理想但作为一个高中生也是很满意了（现在也一直纠结着，如果能多一点时间改良并结合实际数据的话，说不定能冲一下模型的奖项）。Giant Jamboree（IGEM决赛）的时候，临时有幸作为队伍的代表present我的模型部分。最后两天，每天10小时从早到晚改我的三个slide，以及改了无数遍用词用句就为了导师的那一句“yes”，也是我申请季和人生成长过程中最难忘的一段时间了。iGEM最后的结果可以说是更加的失望，因为我们的野心导致最后并没有完全验证我们方法的可行性，只得了铜牌。出结果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队里的几个MIT和Wellesley的女生哭了。iGEM的最后一堂课就此上完了 – 努力并不一定成功，任何project最后都要准备好为风险买单。我的iGEM的故事也终于到此为止，尽量简洁但是真的发生了太多太多，也成长了很多。
美高这四年，我找到了梦想和方向，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不后悔，以后也不会。
我和树英，以及接下去的故事
第一次来到树英，是在我10年级的圣诞假。那个时候是在欧江大厦的玻璃小房间里见到了传说中的老板DTR。从此之后，就踏上了被DTR疯狂peer pressure的不归路。这过去几年最常听DTR说的几句话 – “你这GPA需要努力啊，那个XXX可是straight A+啊。”“你这活动得再努力点，Common App可要填满10个的喔。” 类似的话实在是数不胜数，不过也是要感谢这样的压力，时刻告诉我人外有人，切不可有一点成果就夜郎自大。当然，在树英还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学长学姐和同学们。比如之前提到的邢昊学长，一直不厌其烦的给我各种建议，可以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最正能量的人之一了。管天悦Jackson学长，之前一直是DTR来刺激我GPA的标榜，也是非常热心的帮我看文书提建议。其他的树英同学们更是激励我考出更好的标化分数，尤其在我一开始1500以下时，看着DTR朋友圈那些小伙伴那满满的1500+那种被刺激的感觉依旧历历在目。之后的树英essay文书班可以说是最棒的经历了。各种brainstorm发掘出人生过程中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小故事。这里要特别感谢Kerri和Sarah，简直是我大量essay的救星，我也因此得名Essay Machine… 从8月的essay class开始，我就平均每天都要改一两篇draft然后发给我的海外mentor Jeff或是Sarah。我是一个习惯分割工作量的人，一个一周的project留到前一天再交会让我浑身不舒服。但是即使是这样每天花出一两个小时改文书，我的EA也是仅仅在前几天才全部提交申请。交完EA之后，也是没有停歇立刻开始写RD文书，同样在截止前一天才交完所有学校。从一月到两月10号之间，我又面试了7个学校，写了4封love letter。可以说，一直到2月底，我才慢慢开始感觉申请季要结束了…
那么故事还是接着开头继续讲吧。EA阶段拿到5个defer的我可以说几乎万念俱灰，甚至有种会不会连safety都去不了的预感。最后一个要出的UVA （弗吉尼亚）对于我来说是更不可能了，因为如果UIUC和Georgia Tech都没有录取我，一个排名20多名录取更少的UVA更加渺茫。因此，我几乎已经准备接收最后一个EA的defer然后迎接常规申请一轮的冲击了。可能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吧，在这最低谷的时候，UVA给我送上了第一个offer。收到offer的时候，我正在吃晚饭。我的内心很平静，走到我的advisor身旁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同样作为一个UVA的毕业生，他给我来了一个简单的high five，用一个最为简单的southern gentleman的方式结束了短暂的庆祝。UVA给我的这个offer可谓是真的雪中送炭，让我申请季落到低谷的信心慢慢回升。回过头去看，那低迷的一个半月真的是人生宝贵的经历，也万分感谢老板DTR在那段时间对我的鼓励和爱。如果一定要说那段时间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略微理解了范仲淹的理想境界 –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后人生遇到相似的境况，应该会更加耐心，也会更相信只要有实力总会有成果的。
之后的RD也是更加的跌宕起伏吧。从Georgia Tech EA转正录取的兴奋到MIT Caltech的两连拒，之后又是一天连续收获Harvey Mudd College，Johns Hopkins，UCLA和UCSD，到最后ivy day期间几乎一败涂地。一直以为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是罕见的经历，不想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的身上了。最后的全部结果如下：
Admitted：Johns Hopkins，Harvey Mudd College，UC Berkeley , UVA，UCLA，UCSD，Georgia Tech，UIUC
Wait-listed：Harvard，Vanderbilt，Michigan，WUSTL，Cornell
Rejected：UPenn，Princeton，MIT，Caltech，Stanford，Duke，Northwestern
作为一个申请工科的亚裔男生，在美国大学申请季的食物链底端能有这样的结果不算完美但也是非常满意了。这些学校当中，除了UVA，我要特别感激HMC和UC Berkeley。Berkeley是一开始真正做research的地方，我对这个学校也非常有感情。Berkeley的工院能够给我一个机会，也是对我很大的认可，所以感谢大金熊。Harvey Mudd College则是我最喜欢的学校之一了。初见Harvey Mudd是8年级的暑假，我在Webb Schools上夏校，HMC的教授Zachary Dodds和学生们来指导我们使用Arduino. 我至今记得那位带着眼镜的教授不惜吝辞的赞赏我那个时候写的七零八落的for/while loop和各种if指令。再回Harvey Mudd是四年之后了。我来到Harvey Mudd和招生官Thyra Briggs女士面试。幸运的是，她对我的面试非常满意，甚至在录取之后给我发了邮件提到她在面试后就觉得我和HMC是一个”great fit”. 申请季中我们也有来回的几次邮件，有一次她甚至是一分钟后就回复了，让我真实感受到了HMC的温暖。我也特别喜欢HMC的Mission Statement: Harvey Mudd College seeks to educate engineers, scientists, and mathematicians well versed in all of these areas and i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o that they may assume leadership in their fields with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their work on society.
这和我印象深刻的奥本海默的忏悔录相关，因为我相信这个几十年后的基因编辑技术和精准度很可能会带来相似的伦理后果，正如我非常敬佩的Berkeley的Jennifer Doudna教授反复强调和推广的生物伦理学的发展。HMC的这种教育方式，和MIT和Caltech相比，让科技人才更贴近社会和普世价值。
写在最后 – 感谢以及未来
申请季结束之时我要感谢数不清的人们。没有你们，我完全想象不到这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首先把最大的感谢送给老板DTR和大姐，我的树英 advisor 颖杰老师，我的文书mentor Mentor Jeff，Sarah，Kerri和Stephanie（尤其是Kerri和Sarah，很抱歉每次见缝插针的求改文书，因为我是真的多到改不完！），SAT语法徐老师，三立的作文课夏霏老师（尤其感谢夏老师长期的关注！），数学汪老师等，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无私和耐心的帮助！我在树英的大学长邢昊可以说是专业上对我指导最多的良师益友了，也是我最好的榜样！除此之外，更是感谢许许多多在我申请季低谷之时抽时间留下“加油”的同学和树英的小伙伴们。有你们真好。作为一个工科生，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唯有这些简单的话语和真诚来表达这些感激。所以，再次谢谢你们的陪伴！
未来的话，我很可能会去Harvey Mudd接着后面的四年学习了。如果Doudna教授愿意接收我去她实验室学习基因编辑的话，我也可能会选择Berkeley的工院。最近还有不少认识的人调侃我，“说不定Harvard转正了呢？” 虽然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但是内心还是有点期待这样的低概率惊喜发生，毕竟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不过不管去哪里，我希望我会坚持初心，坚持把基因编辑和精准预防性医疗的梦想走下去。现在的我至少清楚的方向，找research intern也是更加的轻车熟路（虽然Doudna教授还是因为人数原因婉拒了我去她实验室）。申请季结束后，我也一直在学校附近的The Jackson Laboratory继续选择性剪切（MIT iGEM课题的延伸）的研究，不过相比之前的癌细胞这个课题主要是在免疫细胞中分析。我一直认为选择性剪切的控制是非常有前景的，也不知道能够做到多深多远，先走好这一步吧。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也算是对申请季有一个大概的回顾了。谢谢能够耐心看完的各位！不敢妄言我申请季尽力了，毕竟很多地方可以做的更好。但是至少，为了梦想，我努力过了，所以不后悔了！
2018/04/10 汪钱畅 Dennis
Avon, Connecticut
